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受贿1.1亿元背后：搞权钱交易，破坏营销环境(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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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这一轮白酒复苏以来，改革销售体系已经成为贵州茅台掌舵人的重要任务之一。自李保芳时代以来，贵州茅台一直在加快经销商撤退和直营模式的布局。
财报显示，2018年年中至2021年年中，茅台国内经销商数量从3215家下降至2096家，四年间经销商减少近1200家。换句话说，袁仁国时代的终结伴随着背后1000多家贵州茅台经销商被砍掉。
与此同时，正在对标新营销体系的贵州茅台集团营销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揭牌成立。对此，李保芳曾表示，茅台酒的重点是拓展直销渠道，推进扁平化营销，减少中间环节，平衡终端价格。此后，高卫东和丁雄军基本上沿袭了李保芳时期的价格控制政策。
虽然梳理了分销体系，但似乎终端价格不为所动，甚至有背道而驰的趋势。目前，在北京市场，天妃茅台酒的价格仍然徘徊在3000元左右。与零售价格指导价的巨大利润差距，造成了“谁手里有酒，谁就能躺着赚钱”的现象，使得权力寻租仍有可能。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指出，到目前为止，贵州茅台一直在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下定价销售，人为制造了“饥饿营销”的市场环境和氛围，导致消费者很难买到正常价格的茅台酒。与此同时，茅台经销商捂盘惜售，黄牛炒货，官商勾结，假货频发。
潘麟也表示，茅台试图通过直销来改变权力寻租的空室，或许有一定效果，但减少权力寻租最好的办法还是在于价格市场化。如果茅台酒仍然受到价格管制，利润空过大，仍然难以排除腐败的可能。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像茅台那样实行价格上限(即设定最高价格)，必然导致供给的稀缺性，必然滋生黑市、腐败等地下经济。
不过，长期关注茅台的费基泰基金经理、童玲圣泰管理合伙人董宝珍并不认同上述观点。“茅台现在不控制渠道。涨价的时候，比如茅台出厂价涨30%，渠道终端可能涨价50% 。所以在茅台还没有完成渠道改革之前，贸然提价会导致恶性循环，终端价格会进一步泡沫化。”
在他看来，根本问题在于贵州茅台的渠道结构过于单一，完全依赖传统专卖店，使得贵州茅台的销售模式受制于专卖店。当渠道囤积炒作时，茅台很难有效控制。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大力推进渠道改革，增加互联网销售模式和直供大卖场的销售模式，将小而散的渠道结构推向大而集中的扁平化渠道结构。这是一项根本性的长期措施。“但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需要时间去改变空，让量变推动质变。”
要解决腐败问题，茅台仍需不断深化国企改革，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良指出，解决国企腐败问题无疑需要从严治党，形成高压反腐态势，但也需要充分发挥公司治理机构的制衡作用。
吴刚良认为，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最重要的措施是实行董事会和经理层分离，董事会负责决策，经理层负责执行。对管理者实行任期制和合同制，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董事会外部董事应占半数以上。董事长也是党委书记，但不是总经理。董事长作为公司的“一把手”，在党委和董事会中只有一票。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内部人控制”，解决“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此外，茅台股份作为上市公司，还应该发挥小股东和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就上述问题采访茅台集团，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